郭松民：大洪水中的政治沉思
2016年夏天，是一个多雨的夏天。看看中央气象台近日发布的天气预报，几乎半个中国都在下雨。过去几周，长江下游地区普遍狂降特大暴雨，武汉湖水开始倒灌，长江的水位也达到了令人担忧的高度。在江苏南京和安徽各地，情况也同样危急。
连续不断的大雨已经导致2300多万人受灾。事实上，今年是1998年以来抗洪形势最严峻的一年。所以不论是解放军还是普通的警察和城管，都已经投入了防洪乃至抗洪的工作中，李克强总理也到了前线，在没有遭灾地方，有组织的或自发的募捐也在进行中，大家都想为缓解灾区的痛苦做点事。
但在网络舆论场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。主流的声音当然是关注灾情、支持政府全力救灾，但吐槽的声音也不小：有调侃三峡大坝不起作用的、有挖苦解放军救灾不专业的、还有充满感情的缅怀德国下水道、推荐德国“防洪神器”的，等等。
这些吐槽多半被证明是无的放矢。比如三峡大坝，根据长江防总公布的数据，七月初三峡工程削减洪峰40%，避免了长江上游洪水与中下游洪水叠加遭遇，有效减轻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三峡大坝，武汉的洪水很可能就不是“齐腰”而是“没顶”，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这些反映真相的信息在网上很容易获得，或者即便一时找不到这些信息，在举国抗洪的时候，亦不妨持以宁静，对前线抱一种理解的心情，用建设性的态度进行批评，而不用嘲笑、诅咒的口吻，散布消极情绪甚至戾气。比如有的键盘侠，一口一个“你国”，口气中对中国充满了鄙夷、不屑，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好像一个姓王的外国人一直住他们家隔壁似的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，令人费解。
令人费解并不是不能理解。这种心理，说到底来自对中国现行国体、政体的不认同，由此从立场到情感自外于中国，反认他乡是故乡，把西方尤其是美国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不认同中国的现象？必须承认，原因是复杂的，但有一条非常关键，那就是把西方当成是参照系，把西方看成是唯一理想、正确的模板——由于中国和西方不同，所以中国一定是低劣的、错误的。
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势？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哪里去了？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就远因而言，源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，体系中的一切标准都是西方设定，中国被规定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位置；近因则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精英阶层被西方丰裕的消费社会震慑，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，许多人始终不能摆脱。到了今天，膜拜西方的“优越”，又成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国人时优越感的来源——这是今天西方的模板已经千疮百孔，但他们仍然不愿承认和面对的根本原因，因为承认了这一点，他们也就丧失“拜西方教”传教士的地位——他们对学校讲坛、媒体的控制，终于培养出了许许多多口称“你国”的键盘侠。
其实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体、政体，都是这个国家历史、文化、乃至地理环境的产物，都有其自身内在的合理性。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落后或某些方面的存在问题，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、文化就全无可取之处——我们不能把西方当成中国的“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”。
为了便于说服这些键盘侠，这里引用一位他们迷信的西方学者的理论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、汉学家魏特夫，在其《东方专制主义》一书中，就从“治水需要”出发，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政体，他提出了“治水社会”、“治水国家”、“治水政权”、“治水政府”等一系列新概念。魏特夫认为，在东方国家，由于治水以及管理水利工程的需要，就“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。因此，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。”
对魏特夫理论的批判，不是本文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我只是想说，这种从客观环境、客观现实出发，来寻求政治现象原因的思路，还是值得借鉴的。
比如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救灾，再次体现了中国现行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相反。以这次水灾的范围之大、降雨之凶猛，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、强大的中央政府协调指挥，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统一救援，那么水灾及水灾之后的次生灾害，将会加倍的严重。
不妨设想一下，假如受灾的湖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各自为政，那么对每一个地方来说，灾难都是“全国性”的，自救甚至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听天由命或跪求“国际社会”的怜悯了，大量人口沦为难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
水灾也让我们反思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概念：比如公民的财产权是绝对的吗？如果救灾需要征用或损坏怎么办（当然灾后应照价补偿）？我的一个朋友家住淮河北岸，但每次淮河水灾泄洪时总是淹南岸不淹北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北岸是矿区，南岸是农田。
小时候看过一部样板戏《龙江颂》。讲的是龙江大队为了保住灾区的九万亩农田，宁可淹掉自己的三千亩高产田的故事，“龙江风格”的背景就是前社会主义时代“全国一盘棋”的思想，有了这样的思想，加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党中央高度的政治认同，中国才能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，通过高积累、低消费，快速实现工业化，搞出两弹一星，今天才可以体验下“中国梦”的奢侈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当政府不能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——比如天灾、战争等，就会丧失合法性。清朝被民国取代，主要是因为它每战必败，每败必割地赔款；民国被共和国取代，则不仅是因为它不能有效抵御外侮，甚至连国内和平都无法保障。
中国处于崛起的前夜，这是最有希望的时刻，也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因为所有的优点和弱点都充分暴露了。不自我绊倒，应该是中国朝野的基本共识。须知覆巢之下宁有完卵？除了极少数汉奸，没有哪个阶层或者流派可以从中国的崩溃中获得利益。
现在，关于中国未来，民间的各个政治流派拿出了很多方案，我无意在这里对这些方案做出评价，只想提出两点作为选择的标准：第一、任何政治改革或制度设计，都不能损害中国的强大和统一；第二、中国公民的个人权利，必须建立在高度的国家认同基础之上。把个人的权利绝对化，就有可能出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局面。
把握住了这两点，则中国不仅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界的大洪水，也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大洪水！
2016年7月7日星期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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